在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中，柳宗元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，叮嘱靑年作者，要提 高自己散文创作的水平，充分发挥它“辞令褒贬”或“导扬讽谕”的作用，首先必须有 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。他说：
故吾每为文章，未尝敢以轻心掉之，惧其剰而不留也I未尝敢以怠心易之，惧其驰而不 严也I未尝敢以昏气出之，惧其昧没而杂也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，惧其偃蹇而骄也。抑之欲 其奥，扬之欲其明，琉之欲其通，廉之欲其节，激而发之欲其淸，面而存之欲其重。此吾所 以羽翼夫道也。
他要求克服轻心、怠心、昏气、矜气，即浮而不入、懒怠草率、连自己也未了然就率尔 操笔和主观自是等各种错误态度，从而使自己的文章不至浮滑而不深入，松散而不严 密，昏昧而芜杂，武断而骄横。并要求于行文之际，把抑与扬、疏与廉、激而发之与固 而存之这些两两相对的写作原则、技巧结合使用，进而使自己的作品既深入而又明朗， 既畅达而又有节制，既清新而又深厚，避免只顾一端，，失之片面，形成或浮泛，或晦 涩，或板滞，或浅露，或凝固，或尖新等偏向与弊病。
与此同时，他还提出应当广泛学习前人的遗产，取其所长，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与表现能力。对于儒家的五经，他曾博观约取，分别指出它们的特出之处，认为应当加 以学习、吸取，已见前述。此外，他还指出：
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’参之《孟》《荀》以畅其支，参之《庄》《老》以肆其端，参之 《国语》以溥其趣’参之《离騷》以致其幽，参之《太史》以著其洁。此吾所以旁推交通以 为之文也。、 他又旁推交通，及于子史，并潜研精思，精要切当地指出了它们可资借鉴、吸取的长处与优点。其《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》云：“其外者当先读六经。次《论语》《孟 轲书》，皆经言。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、庄周、屈原之辞，稍采取之。《谷梁子》、 《太史公》甚峻洁，可以出入。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”。所说与此意相同。
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柳宗元对《孟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谷梁子》、杨雄等，都不 无微词；对《国语》，则更特意撰写《非国语》一书，以“黜其不臧”丨又认为“殷周之 前，其文而简野”，上古的文章，并不足为典范。但他对它们都有所借鉴、吸收。可见 他主张学习遗产，并不是要因袭模拟，亦步亦趋，而是要博观约取，自铸伟词，要以前 人的经验为借鉴，为基础，进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。这一点既是他“文以明道” 主张的基本要求之所在，也是他反对“荣古虐今”的思想基础。 在《与杨京兆凭书》中，柳宗元曾感慨深长地写道：
然彼古人亦人耳，夫何远哉丨凡人可以言古，不可以言今。桓谭亦云：亲见扬子云容貌 不能动人，安肯传其书。诚使博如庄周，衷如屈原，奥如孟轲，壮如李斯，峻如马迁，富如 相如，明如贾谊，专如扬雄，犹为今之人，则世之高者至少矣。由此观之，古之人未必不薄 于当世而荣于后世也。 “古人亦人耳”，并不是什么神物，而今人亦自有今人的发展、创造与成就，因此，匍 匍在古人的脚下，对之顶礼膜拜，而对今人的成就，却闭起眼睛，或者视而不见，又留 待后人去膜拜，这实在是一种极荒唐可笑的陋习。但当时的现实却依然是“凡人可以言 古，不可以言今”，“荣古虐今者，比肩叠迹”。之所以会这样，柳宗元认为，除了人 们贵远贱近、向声背实的错误思想外，还有某些政治上的原因，比如下述的令人痛心的 现象，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：“道之显晦，幸不幸系焉；谈之辩讷，升降系焉；鉴 之颇正，好恶系焉；交之广狭，屈伸系焉。”（卷三一《与友人论文书》）遭遇的幸与不 幸，仕途的升沉通塞，一些人的主观好恶，以至善不善交游，为之游扬称誉的人的多 少，都会影响到是非髙下的论定。处在这样的环境中，即使有“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”， 又怎能一定得到应有的评价呢？柳宗元自身的遭遇就是“大抵生则不遇，死而垂声者众 焉”中的一例。于此可见荣古虐今的恶习为害之烈，以及柳宗元对它的批判的现实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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